中国医药史话 作者：未知【完结】 目录 　　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 人痘接种术 　　肘後备急方 　　金针拔障术的源流 　　唐代医学巨著《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鉴真大师与中日医药交流 新修本草 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 人痘接种术 一、天花的历史 二、以毒攻毒 三、从时苗熟苗 四、从人牛痘到牛痘 　 　　我国在治疗疾病中，首先发明人工免疫疗法——人痘接种术。这项发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治疗传染病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为了介绍种痘术的发明史，先来谈谈古代天花的流行史。 　　一、天花的历史 　　天花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得病後死亡率极高，一般可达２５％，有时甚至高到４０％。不死者也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或失明。我国民间有俗语说：“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可见天花危害之严重。 　　早在三千多年前，人们在埃及木乃伊上，已见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西元前六世纪也有此病。中世纪时，天花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几乎有１０％的居民死于天花，五个人中即有一个人面上有麻点，甚至皇帝也无法幸免。法皇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十八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一亿五千万以上。美洲之有天花，是十六世纪时由西班牙人带入的，据载西元一八七二年美国流行天花，仅费城一市就有二五八五人死亡。在俄国，从一九００年到一九０九年的十年中，死于天花者达五十万人，可见天花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传染病。 　　我国古代典籍上没有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晋代葛洪（西元二八一- 三四二年）的《肘後备急方》（三四二年）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 　　书中这样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近人根据葛洪《肘後备急方》记载：“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病大约是在西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从此，我国历代典籍累有天花记载，虽然各书所称病名不一，但从所描述的症状，显属天花无疑。唐宋以来，此病逐渐增多，十五世纪以後，由于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天花在我国广泛流行，甚至漫延到深宫禁讳，据载顺治皇帝即是患天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时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不敢进宫看望他的父皇。 　　由于天花严重威胁大众的健康，因此，古代人很早就在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 　　二、以毒攻毒 　　古人发现一个人如果得了某种传染病，可以长期或终身不再得这种病，有的即使再得病，也是比较轻微而不致死亡。人们从中得到启发，懂得“以毒攻毒”的原理，即是在未病之前，先服用或接种这有毒的致病物质，使人体对这些疾病产生特殊的抵抗力，这种思想包含有近代医学的免疫萌芽了。 　　在“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我国也在寻找预防天花的方法。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西元一五五七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粥饭服下，以预防天花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尚未得到实际效果，但是，它表明古人在“以毒攻毒”思想下，正在寻找防治天花的方法。 　　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多方面的临床实验，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种法。 　　三、从时苗到熟苗 　　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一书中记载有这一则故事：说宋真宗时（十一世纪）的宰相王旦，一连生了几个子女，都死于天花，待到老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素，王旦担心儿子重遭不幸的病害，于是招集了许多医师来商议，请他们提供防治痘疮的方法。当时有人提议，说四川峨嵋山有一个“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请，一月後，那位医师赶到了汴京。医生对王素作了一番检查後，摩著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可以种痘，次日即为他种了，第七天小孩身上发热，十二天後种的痘已经结痂。据载这次种痘效果很好，後来王素活了六十七岁。这是我国典籍上有关种痘的最早记载。 　　由于说缺乏旁证，尚不以确证我国十一世纪已发明种痘术了。 　　稍後，清初俞茂鲲《科金镜赋集解》（西元一七二七年）一中，记载了种痘的确切年代：“种痘起于明朝隆庆年（西元一五六七- 一五七二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从此以後，我国典籍累见有种痘的记载。明末喻昌的《寓意草》（西元一六四三年）记载有顾□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种痘的医案。十年後，董含的《三冈识略》中又记载安庆的一位姓张的医师，传习种痘术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儿的稀痘浆贮于小瓷瓶内埋在土内待用，使用时将所贮浆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长，十日痘萎。这是清初人记录种痘的最早文献。西元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医张琰，为清朝王子和旗人（贵族）种痘。据张琰《种痘新书》（西元一七四一年）说：“经余种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可见当时种痘术已有相当水准了。西元一六九五年张璐的《医通》（西元一六九五年）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由此可见，我国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发明种痘术後，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刊于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年），书中介绍有四种痘法。（1 ）痘衣法：把疮患的内衣给接种者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方法；（2 ）浆法：采取疮的浆，用棉花沾塞被接种者的鼻孔；（3 ）旱苗：把痘痂阴乾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4 ）水苗法：把痘痂研细并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书中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优劣：“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对种痘要旨、选苗、蓄苗、天时（指种痘季节）、择吉、调摄、禁忌、可种、不可种、水苗种法、五脏传送之理、旱苗种法、痘衣种法、痘浆种法、信苗、补种、自出、治法等共十八个专题作了介绍。其中如“蓄苗”一节，指出：“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则气不清，藏不洁气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说：“须贮新磁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之洁净之所，清凉之处。”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 　　早期的种痘术，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时苗”，实际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接种者感染一次花，这疫苗的危险性比较。大我国在种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法》中主张用接种多“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叫做“熟苗”，这类疫苗的毒性已减，接种後比较安全。同时代的俞茂鲲又指出，苗种递传愈久愈好。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这种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现代科学原理的。 　　四、从人痘到牛痘 　　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不但有效地保障了儿童的健康，而且不久流传到国外，对世界的保健事业也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人痘接种法，不久即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与仿效。清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据史籍记戴：“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这是文献上记载的最先派医生来我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M. W. Montague 1689-1762）在士坦丁堡看到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效果很好，颇为感动。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一七一七年在大使馆外科医生的照顾下，为她的儿子种了人痘，事後，她把成功的消息写信回国告诉了她的朋友。一七一八年六月蒙塔古夫人返英後，又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传起来。随後，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十八世纪初叶，非洲北部突尼斯也推行此法。 　　西元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中国的种痘法传入欧洲後，遭到顽固保守分子的反对，他们责骂种痘是“狂人”的逻辑，一些基督教牧师胡说“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 　　有些国家竟出令禁止种痘。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却倍加赞扬。他在《谈种痘》的信中写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自从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後，在英国流传达四十年。英国的一个乡村医生琴纳（E. Jenner1749-1823）幼时也种过人痘，後来他在行医过程中，从挤牛乳的妇女知道：得过牛痘後就不会再生天花了。琴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于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琴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八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种部位生了一个典型的牛痘，六周後琴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有免疫力。後来，经过反覆试验，证明接种牛痘後确能预防花。 　　西元一八０五年（清嘉庆十年），种牛痘法由澳门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比人痘更为安全，我国民间也因此用牛痘。这说明我国不仅善于发明创造，同时也善于接受外来的文化。 肘後备急方 　　一千六百年前，我国曾产生过一部既适于急诊之用，又便于临床诊疗应用的中医书，这就是西元四世纪前叶，葛洪编著的《肘後备急方》。这部医书之所以有“肘後”两字，意思是说可以把它藏于“肘後”衣袖之内而随身携带，以便医生在进行紧急诊疗时，能随时取出参考应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肘後备急方》的性质，跟我们现在所称的“临床诊疗手册”确是很相似的。 　　由于为了“备急”，所以这本书内所介绍的药物，多数是那些能够“就地取材”容易得到的。有些药物，即使是一时之间不能就地取得而需购买，其价格也多半是比较低廉的。葛洪在书的自序里，批评有些人编著的医书虽然标榜为“备急”，却往往不能简要地阐述病症性质，而所介绍的药方，又多是居住于穷乡僻壤的贫苦病家所不能立时办到的珍贵药材。葛洪有鉴于此，所以他在书中更多地采集了民间的单方与验方，从验（有效应）、便（便利）、廉（价廉）三方面去著眼。 　　作为“备急”，书的开头首先记述了急救，其中有抢救卒中（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在抢救突然昏迷病人的措施里，记述了用指甲陷压患者唇上的“人中”穴位，或者灸唇下的“承浆”穴位，这是行之有效的简易急救法。此外，还介绍了用半夏研成粉末，吹入患者鼻中；或是将乾菖蒲捣碎制成如枣核大的药丸，置于患者舌下以急救昏迷。 　　对于常见的疾病，《肘後备急方》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有：传染病与寄生虫如霍乱、伤寒、疟疾、结核病、天花、麻疯、肠寄生虫病等；营养缺乏病如脚气病；胃肠道疾病如饮食困难、食物中毒；精神神经病如癫痫、狂躁，外科如脓肿、肿块、虫兽咬伤、疥疮、皮肤病。还有五官科疾病、药物中毒、酒醉、误吞异物、突发等。症状的叙述则有咳嗽、中风、水肿、黄疸、腰痛、眩晕等等。 　　全书记载的疾病种类很多，内容颇为丰富，可以说几乎包括临床医学各科。 　　对结核病症状的多样性，《肘後备急方》描述得很翔实。书中说患者往往有畏寒发热，时日颇长，精神恍惚不宁，闷闷不乐，浑身感到不适但却察觉不出何处明显的痛苦；饮食乏味，四肢无力。这些症状往往长年累月，逐渐地出现全身迟钝、衰弱以至死亡。并且指出这种有相当大的传梁病，甚至引起全家传染造成“灭门”的严重後果。书中还说到，过度劳累，或者大病後尚未复原之时，均易诱发引起结核病。 　　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症状，《肘後备急方》最早对它作了详细地描述。书中说其症状为头面部与四肢发出豌豆大小的疱疹，短期内即蔓延到全身，疱内有“白浆”，疱随时会破随时又会发出新的。若不及时治疗，严重的多引致死亡。若医治好，患者的面部出现紫黑色瘢痕，经过一年，颜色才渐消退。 　　对于脚气病，《肘後备急方》记载说岭南人更多罹患，其症状为最初微微感到下肢疼痛麻木，或两小腿微肿，或走路、站立时感到脚软无力，或小腹感觉有些迟钝。有一种脚气病表现为小腹肿胀的往往会引起死亡。这表明当时已认识到心脏型脚气病的严重症候。对于脚气病的治疗，《肘後方》记载了用大豆、小豆、牛奶等组成的方剂，现在我们知道，这几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乙，是比较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上述这些正确的记载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 　　《肘後备急方》对麻疯病症状的描述，也是很具体。说开始时皮肤的感觉渐渐变得不灵敏、或者皮肤上感到有虫爬行一样的发痒，或出现赤黑色的皮肤。指出它的後果是严重的，书中已有对麻疯病人隔离的记载。 　　对疾病的诊断，《肘後备急方》记载了黄疸患者的诊断依据。说这种病人开始为眼白“巩膜”发黄，逐渐地面部及全身都泛黄，提出还可借助检查小便来确诊，方法是让患者小便解在白纸上，纸会产生黄颜色。此外，还介绍了用手指检查小腿浮肿的方法，说“按之没指”——手指按在浮肿处，局部会出现凹陷。 　　我国医学注重预防，这在《肘後备急方》中也有反映，例如在发生疾病流行之年，主张全家人每月定期服药预防。 　　水肿与腹水病人的饮食需“忌盐”，这在现在来说，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早在《肘後备急方》里已提出了水肿、腹水病人“勿食盐”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常食小豆饭、饮小豆汁、鲜鱼佳也。”还介绍了羊肉、胡燕、鸭子、蛋黄等富于营养价值的食物。 　　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药物针灸、按摩之外，《肘後方》里还介绍了冷敷、热敷、水疗等方法。此外，书中还引用了古代好些中医文献资料，其中有些中医文献後已散佚，因此这本古代的“临床诊疗手册”，从存保古代一些宝贵的资料来说，也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肘後备急方》比较注意当时行之有效的经验，书名不冠以“黄帝”、“神农”等字样。作者在自序里说：“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这是作者对一些“厚古薄今”者的感叹和批评。当然，限于当时的环境困素，书中也存有错误的内容，然而，其成就还是主要的。 金针拔障术的源流 　　“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对白内障眼病施行的一项手术。白内患者接受这项手术後，一般能重见天日。我国医学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这项手术，这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说是先进的。 　　白居易的眼病 　　“案上漫铺龙树，合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写的一首七律。据考，白居易四十多岁後即患眼疾。上面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当时正在阅读眼科专书《龙树论》，药盒中存放著准备服用的“决明丸”，他考虑一旦服药无效，就得求助手术治疗，用金篦来刮除眼中的障翳。唐代的另一些诗人，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有提到金针拔障术的。 　　如杜甫诗句“金篦空刮眼，镜像未离铨。”唐文学家兼哲学家刘禹锡《赠婆门僧人》诗：“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以上证明金针拔障术在唐代已相当流传了。 　　金针拔障术的源流 　　“金针拔障术”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大师王焘的《外台秘要》（西元七五二年）一书中。《外台秘要》对白内障各期症状都有简单扼要的描述：白内障眼病初起时，患者“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患者病情发展一般缓慢，“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逐致失明。”关于此病的鉴别症状，白内障患者除视力变化外，眼与头部的感觉“不痛不痒”。眼部检查，发现“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书中对白内障与眼底病也进行了鉴别，指出眼底病“外形不异，只不见物而已”，或“眼中一无所见”，即眼中没有青白色的内障。白内障患者虽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昼知夜“，知道白内障後期，患者虽不能辨别人物，但仍有光感。治疗方法，白内障後期，”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後，豁然开去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 　　王焘《外台秘要》所载的眼科疾病，系吸取晋唐以来各家内容，其中包括谢道人所撰的《天竺经》。据《外台秘要》《天竺经论眼序》注文：“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据考证，“胡僧”是印度僧人，故认为“金针拔障术”是印度传来的一种眼科手术。白居易所阅的《龙树论》，可能是随佛教传来的印度医药文献。但从现存《医方类聚》引辑的《龙树菩萨眼论》以及宋代《太平圣惠方》的内容来看，却看不到印度医学的内容，主要属于我国传统的医理，由此推测，印度传来的眼科已被我国医学所融化，并通过我国医学家的临床，改良再创新。 　　隋唐以後的医学书籍，有关金针拔障术的记载越来越细致，表明我国医家在临床中获得了更为具体的经验。 　　宋代又出现了一本题名为《龙木论》（或称《龙目论》）的眼科专著。此书可能就是白居易参阅的《龙树论》，因避英宗讳（英宗名曙，树与曙同音），改名《龙木论》。此书经转辗传抄增补，至宋代改编，成为目前的传本。宋代太医局将《龙木论》列为医师必读之书，可见此书的重要地位。书中对于各型白内障“老年性、先天性、外伤性、并发性”的病因、症状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白内障眼病的检查、诊断、手术适应症、禁忌症以及手术前後的准备、手术方法、术後护理等，也均作了确切的论述，至今仍有理论价值。 　　明代，我国医学文献中又出现了一本名叫《银海精微》的眼科专著。书中对金针拔障术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明王肯堂的《证论准绳》（一六零二年）、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审视瑶函》（一六四四年）、清张璐的《张氏医通》（一六九五年）以及吴谦等集体编撰的《医宗金鉴》（一七四二年）等书，均对金针拔障术有介绍。 　　张璐之子张飞畴为十七世纪眼科家，在《张氏医通》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宝贵意见，附有七个病案报告。书中还介绍了一种“过梁针”手法，即医生给患者左眼施行手术时，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术时，则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习惯，可用右手由患者内侧角膜缘外进针，但手和拔障针要横越鼻梁，故称“过梁针”。书中提到有的患者由于鼻梁高耸，影响手指进针，因此认为做这一手术的医生最好能学会两手均能操作。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提出：“凡初习针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针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见他在进行这项手术时，不仅认真负责，而且具有严肃的求真态度。 　　金针拔障术“八法” 　　十八世纪，我国的金针拔障术已取得相当成熟的经验。眼科学家黄庭镜集前人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目经大成》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眼科学的一本总结性著作。书中将金针拔障术的操作方法归纳为八个步骤，称为金针拔障术“八法”。“八法”的步骤如下： 　　（一）“审机”：指病人手术时采取的体位，先用冷水清洗，医生如何拿针及固定手术眼等方法。 　　（二）“点睛”：指选定进针的部位，在“风轮与外眦相半正中插入”，进针的方向、手法等。 　　（三）“射腹”：指进针後将针柄向颞侧倾斜，使针头进入虹膜之後，晶状体之前的部位。 　　（四）“探骊”：指针头继续前进，使针经过虹膜之後、晶状体之前，继续进针指向瞳孔。 　　（五）“扰海”：指拔障针到达瞳孔将整个白内障拔下。 　　（六）“卷帘”：指白内障落後，如又浮起，则需要再度拔落，使白内障拔落到下方，不再浮起为止。 　　（七）“圆镜”：指白内障拔落後，停针在瞳孔中央，检查瞳孔是否正圆、明亮，被拔下的白内障位置是否合适，问患者是否能看见人，物。 　　（八）“完壁”：指手术告毕，缓缓将针抽出一半，稍待片刻，“切莫缓在半日，急于一刻”，以观察内障是否复位，然後再全部出针。 　　“八法”所归纳的操作步骤，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关于进针的部位，规定在“风轮与外眦半中插入”，即是在角膜与外眦之中点，相当于角膜外缘四、五毫米处。我国医务工作者通过动物实验与临床实践，证明这个进针部位是安全区。 　　因为这个部位血管极少，加上这里有较多的睫状肌，手术切开後切口两端的肌肉挛缩，可以压迫血管，使之止血。另一方面，手术後两断肌肉分开後各自愈合，如病人因各种原因需要作第二次手术时，可以在任何那一天，从原切口处进针，不易发生出血，且手术後反应亦轻。由于针拔术操作时间短，术後愈合快，不需严格卧床，因此深受患者欢迎。 　　我国的眼科手术并不是八、九世纪才有的。据《晋书》记载，华陀曾用割治法治疗景王的目疾。《晋书》又记载司马师割除目瘤的事迹。唐代赵嶙（王字旁）的《因话录》中，记载扬州一位名叫谈简的医师，曾经为相国崔慎割除左眼的赘疣。 　　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割除眼部肿瘤已非一般手术。可见我国医学家早就向眼睛这一禁区开刀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曾介绍翼状□（上奴下肉）肉的割治法，指出这项手术应从□肉的颈部（指□肉体部与头部之间，位于角膜与巩膜交界处）入手，用钩针钩起後切除。《龙木论》又提出：“割了以火烫，令断其势，即不再生”，这无疑是很合理的手术方法。历代眼科书中所载的钩、割、针、镰法，都是眼科手术的方法。可见我国古代医学家，对于眼病的手术疗法，已经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了。 唐代医学巨著《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西元七世纪的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医药学家及医药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对後世影响最大的医学书籍，当首推孙思邈的《千金方》及王焘的《外台秘要》。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药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土原］）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年），年一零二岁。这位具有八十余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家，从小就勤学苦读，博览群书。七岁便能日诵千言，二十岁时已精通诸子百家的学说了。自从他踏进了医学宝库的大门以後，便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医学事业。他敢于实验，勇于探索，并善于向民众学习，在行医的同时，孙思邈还对唐以前的酒学资料进汇编、研究，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心得体会，先後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各三十卷（统称《千金方》），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我国医学的大成。 　　孙思邈认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他在《千金方》的自序中明确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这里他以人命重于千金为比喻，也是他为何要把“千金”两字作为自己书名的真正含义，他还在书中强调了对病家一定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看病时必须集中精力，不得与“病人多语调笑，切忌大声喧嚷，绝不可道说是非，炫耀声名，诋毁他医”。对于病家，不论是贵贱贫富，还是知亲好友，都要一视同仁地诊治。 　　在重危病人的治疗中，绝不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声誉而产生患得患失，要把病人的疾苦看作是自己的疾苦。在出诊的时候，要做到不畏艰难崎岖，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不顾饥渴疲劳、一心一意地救治病人。同时，他还强调要精勤不倦地学习，这样才能博采医学源流，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总之，孙思邈把医学看作为一项极为崇高的工作。 　　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孙思邈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此书共计三十卷，有二三零门，合方论五三零零首。三十年後，他又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要》方的补充。在这两部书中，孙思邈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经文古方》，而且还记录了大量的“俗说单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医学。对疾病的预防、诊断、用药处方、针灸及食物疗法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如他在书中记载了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等中草药来治疗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疗疟疾；以槟榔治疗绦虫病。……这些药物一直用至今，并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有效的方法。他还根据“肝补肝明目”的理论，首创应用含有大量维生素甲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等，以治疗缺乏维生素甲所致的夜盲症。 　　对于因缺少碘质出现甲状腺肿大的病人，他不仅用含碘量较高的海藻、昆布等药物进行治疗，更出了应用羊靥、鹿靥（即羊、鹿的甲状腺）来治疗。现在知道，在这些动物的甲状腺内都含有丰富的碘质，这对缺碘性甲状腺肿大的病人无疑是有疗效的。尤足称道的是他还提出了脚气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除了应用防风、蜀椒、吴茱茱等药物来治疗脚气病之外，还主张把谷皮（楮椿皮）煎成汤，再以这种汤粥，经常食用，来预防脚气病的发生。现已了解到这些药物及谷皮内均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乙，而脚气就是人体内缺少维生素乙所引起的，孙思邈对这种病的认识，以及所提出的正确的治疗、预防方法，比一六四二年在欧洲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早了整整十个世纪。 　　孙思邈在书中还特别强调要重保健卫生。他认为妇女与小儿由于生理上的特点，不同于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疗上必须设置专科。并主张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节制嗜欲，调养性情，避免受惊；临产时不要忙乱紧张，接生者及旁人须保持镇静，不能显出惊恐或面露忧容，否则会引致难产发生。婴儿出世後，要立即擦去小儿口中的污物，防止窒息等等。他对小儿的发育过程也作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和记载。比如小儿牙齿的生长，什么时候能翻身、爬行、站立和走路等，记载都要和实际情况相当接近。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主张小儿衣著要软，不宜过厚，应该常晒太阳，呼吸鲜空气。他对乳母的条件、哺乳时间、次数、乳量及哺乳卫生常识和小儿护理的方法，也都作有正确详细的记载。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更是有独特的见解。他十分注重采药的时间和制作的方法，一再强调说，“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因而他详细记述了二三零多种药物的采集时间，并列举出六八零种常用和常见的药物，建议人们随时采集，以备不时之需。他还认为采药必须弄清产地，故在书中记载了当时一三三州所产的五一九种道地药物。此外，他还创立了依据药物的治疗功效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 　　由于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人们尊称他为“药王”。 　　孙思遥不但善于治病，还非常重视卫生。指出人应当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不能过于放纵情欲，不能暴饮暴食，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吃生肉，饭後必须要漱口，不能立即就睡卧，要经常散步，夜里不能吃得过饱过醉，冬天睡觉不要用被蒙头，不要在头前置放火炉等等。 　　孙思邈提出的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正确而符合科学原理的。 　　《千金方 》刊出後，唐以後的我国医学著作中，引据此书就相当多。在国外，《千金方》也享有相当的声誉，日本、朝鲜的医家都曾将该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外台秘要》其功不可泯 　　《外台秘要》为唐代的王焘所作。他是陕西省眉县人，大约生于西元六七零年，卒于西元七五五年。他由于从小体弱多病，便逐渐对医学发生了兴趣。常常与医术高明的医生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医学理论和治病技术，终于成为一个学验兼优的杰出医学家。 　　王焘曾在唐代官府图书中心——弘文馆整理图书达廿馀年之久，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唐代以前的大量医学书籍。阅读中，他一丝不苟地探索诸家医方的枢要加以逐条分别摘录，凡所取舍，都经过再三考虑斟酌，凡经采纳的，均清楚地注明出处来源、书名和卷数。经过几十年的阅读、鉴赏、抄录，终于在唐天宝十一年（西元七五二年）他将收集积累的大量资料，分类编辑，整理成书，并命名为《外台秘要》。《外台秘要》的成书，是王焘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不但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朝鲜的《医方类聚》、日本的《医心方》等医学名著，大多以这本书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外台秘要》是唐代的又一部总结性的医学巨著，它与一百年前成书《千金方》相比，别具风格，各有千秋。全书收载的医学资料既相当广泛，但又不庞杂。因此宋代医官孙兆在校正这部书的时候，曾予以高度评价说：“得古今方，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诸方皆机密枢要也”。所以，这部书的内容不仅限于古方古论一端，而且能大胆地采纳民间“单方”、“验方”，以推广当时的民间医学，为後人提供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医学稽考文献。尤其是一些在南宋时已有散佚，现在大多已经失传的小品；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等方书，都赖《外台秘要》收录，才能使我们在今天还可以窥见其概略。对此，清代名医徐灵胎曾赞许说：“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外台秘要》全书共有四十卷，分成一一零四门，都是先论後方。所包括的疾病，可分成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皮肤科以及中毒、急救、螫咬伤等。论著详尽，次序井然。在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有了许多新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对伤寒、肺结核、疟疾、天花、霍乱等传染病的论述，更为精湛。如关于肺结核的叙述，认为一般肺结核病人下午均可出现潮热、盗汗、面红升火，以及身体日益消瘦的症状。假如见到有腹水的出现，则是病情极为严重的证象。 　　他还详细地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对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全部过程，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的情况，作出病人预後好坏的判断。 　　这些记载都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医家观疾病的精细和诊断的确切，也证明了我国医学家在唐代时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至于书中所载的治疗方法，除应用药物处方外，还有艾灸疗法，人工急救等。书中还载录了诊黄疸病及揭示病情转归的方法，即通过用白帛浸染法来检验每夜小便的颜色，以掌握病情的变化。这个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实验诊法，虽并非由王焘所创，但若没有《外台秘要》的引用，恐怕早已散佚无遗了。当然，不论《千金方》或是《外台秘要》，都不可免地存在著某些错误，但他们仍不愧为唐代医巨著，医方瑰宝。 鉴真大师与中日医药交流 　　有缘之国、慷慨以赴 　　唐天宝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十月下旬，扬州城里来了一批风尘仆仆的僧徒，其中有两个名叫荣睿、普照的日本僧徒，他们专程从长安来扬州，准备邀请大明寺的高僧鉴真去日本传授戒律。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位日本僧徒不避艰险远涉重洋来扬州聘请鉴真和尚？ 　　西元六、七世纪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封建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时代的改变，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为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知识。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达到高度发展。这就强烈地吸引著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隋朝二十八年内，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唐代二百年间（西元六三零—八四年），先後十九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时达五、六百人，可见当的盛况。 　　佛教自西元六世纪传入日本以来，至西元七、八世纪也达于鼎盛时期，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日本朝廷为了把佛教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认识到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来制定授戒制度。从佛教来说，也深感日本佛门戒法不全，切需从唐土聘请传戒高僧，以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日本佛教界领袖隆尊长老向日本政府提出，并推荐荣睿、普照这两位年轻的僧徒去唐土聘请传戒高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荣睿、普照肩负著日本政府与法门的重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 　　荣睿、普照来唐後，在洛阳、长安学习佛学达十年之久，这期间虽然在长安聘得了一位名叫道璇的僧徒去日本传戒，由于道璇的学问资历还不够理想，加上僧员不足，仍不克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荣睿、普照从大安国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徒那里，得知扬州道航的老师鉴真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荣睿、普照为了完成来唐的使命，终于在唐天宝元年约同了长安的僧人道航、澄观，洛阳的僧人德清，高丽的僧人如海一起来扬州拜谒鉴真，邀请鉴真并请他推荐德学兼备的传戒师同去日本传授戒律。 　　当荣睿、普照来大明寺拜竭鉴真时，看到鉴真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世无二”的大名高僧，他们怀著虔敬的心情向鉴真陈述了来意，并向他顶礼说：“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缀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鉴真平时已传闻日本的情况，今看到他们一片诚意，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当时就问徒众说：“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可是在扬州的徒众一个也不叹声，一位叫祥彦的僧徒出来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表明祥彦对东渡日本的自然障碍有很大的顾虑。不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道：“另有谁愿意去者？”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也，可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大师的回答，语气是如此的坚决，在座的弟子不禁为师父的决心所感动，于是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态度，随师东渡传戒。那时，鉴真已有五十五岁，从此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伟大事业。 　　出生入死六次东渡 　　自从鉴真接受日僧邀请，他不仅要克服“沧海淼漫”的自然障碍，而且还要对付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在十一年的时间里，前後六次东度，五次失败。 　　唐天宝二年（西元七四三年）三月，鉴真作了一切东渡的准备，正待启航，不意浙东一带出现了海盗，随行的僧徒中间又发生了意见纠纷，道航认为高丽僧人如海学行欠缺，不应带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诬告，说道航等私通海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立即将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後真相大白，荣睿等人已饱尝了四个月的铁窗风味，当释放时淮南采访使仍认为“今海贼大动，不须过海！”没收了他们的船只，第一次东渡计划失败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鉴真出钱八十贯，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一艘军船，准备了大批物资，一行八十五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月明之夜从扬州悄悄开航，但船到浪沟浦即遇风暴，浪击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一月，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後被官船送回明州（宁波），大部分人遣送回乡，十七位僧人被送到□山［浙江鄞县］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又告吹了。 　　第二年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天宝三年（西元七四四年）秋归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鉴真东渡的意义，向官府控告说荣睿引诱鉴真，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送解京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称病死，才得脱难，第三次东渡计划又夭折了。 　　天宝三年冬，鉴真派人先去福建购买船只，备办海粮，自己率徒众三十馀人，声称巡礼圣迹，秘密从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齐。但扬州龙兴寺的弟子灵佑不忍老师远适异域，发起僧徒阻止鉴真赴日，江东道采访使遂下牒诸州，追踪拦截，鉴真一行在黄岩禅林寺被官差截获，强行押解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成了泡影。 　　在这样的形势下，荣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扬州龙兴寺使得官厅对鉴真的监视不放松，为了回避风潮，他们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庆附近），在那里足足等待了三年。唐天宝七年（西元七四八年）两位日僧来到扬州崇福寺，鉴真又悄悄作第五次东渡准备，“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鉴真及其弟子，加上荣睿、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请同行的三十五人，船员十八人，共计六十多人。他们在六月二十六日夜从扬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风浪，飘到浙江海面，先後在三塔山、署风山各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登程後又遇狂风怒涛，在大海中整整飘流了十四天，最後漂到了海南岛西南角的振州（今广东崖县南）。然後辗转从雷州海峡，经由广西、广东、江西、安徽，返回扬州，一路上历尽艰辛，前後历时二年。日僧荣睿在路过端州（广东肇庆市）不幸逝世，他把自己的骨肉埋葬在中国土地上。跟随鉴真始终如一的学生祥彦，在途经吉州时也病死了。鉴真因受暑热得了眼疾，治疗无效，不幸双目失明。鉴真虽遭受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了解到日本老百姓热切愿望，明确到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是时代的使命，因此，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时著他，以“不遂本愿”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又准备作第六次东渡壮举。 　　最後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天宝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前，特来扬州拜访鉴真，鉴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为了避开官府及僧徒的阻拦，鉴真及其弟子于十月十七日夜秘密趁船离开扬州，普照从郑山阿育王寺赶来，大家在黄泗浦会合，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启锚，这样，鉴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征途，次年（西元七五四年）二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鉴真已经是六十六岁失明的老人了。 　　鉴真在日本居留十年，于西元七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享年七十六岁。鉴真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托根据鉴真的形像，制成等身大小的干漆夹贮坐像一尊，即是现存唐招提寺开山堂内的鉴真像。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实人物作为对象的优秀塑像，是中日美术史上的一件重宝。 　　鉴真东渡日本，不仅缔结了两国民间的牢固友谊，而且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以及医药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 　　这里仅就鉴真东渡日本後在医药上的影响与贡献作简要介绍。 　　过海大师、医药始祖 　　鉴真是盛唐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物。 　　鉴真生于唐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年），扬州人，俗姓谆于，自幼便喜欢钻研各种学问。他十四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潜心研究佛教经典，对佛典的“五明学”下过很大功夫，尤其是对其中的“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药物及治疗疾病的）作过深入钻研。鉴真二十岁时，随他的老师道岸律师游学二京（洛阳、长安），当时，道岸的师父文纲、师兄弘景均应召来到京城，鉴真跟随这些名师学习佛学知识。鉴真从学的融济、文纲律师是律学始祖道宣的弟子，道宣与唐代医药大师孙思邈有极深的友谊。他们两人在医学和佛学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现今治疗神经衰弱的天王补心丸，是道宣自己患心气不足时创制的。鉴真从这老师那里获得许多验方，鉴真後来带往日本的药方，其中日本佛教界常用的“奇效丸”，据说，此方是鉴真通过弘景而得自道宣。 　　鉴真的知医，更主要的是他曾经参予了广泛的医疗实习。鉴真随师进京参观时，有机会到“太医署”、“药园”等地参观学习；到“弘文馆”查阅古今图书。 　　鉴真自二京回扬州後，主持龙兴寺、大明寺工作，这些寺院均设有悲田、福田寺院，这是寺庙里附设的医疗慈善机构，鉴真积极参予其事，自制丸散膏丹，为贫苦民众送诊施药，从而积累了临床经验。鉴真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通点，是当时中外交流的国际城市，鉴真在那里不仅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而且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和药材，因此，掌握了药材市场上那套鉴别药材的道地、品种、规格、真伪和加工等方面知识。後来，鉴真在历次东渡过程中，特别是第五次东渡失败从海南岛回到扬州的旅途中，看到了许多南方的植物与药物。通过这些经历，不仅增长了医药知识，同时也积累了辨识药物的经验。 　　鉴真抵日後，除讲律授戒，传授其他技能外，积极进行医药活动。他初到日本後，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皇室把备前国水田一百町赐给了鉴真。当时日本寺院也置有敬田、悲田、疗病、施药四院，隋唐年间，虽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规格、好坏尚缺乏经验。鉴真抵日後，尽管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的知识传授给日本人，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 　　鉴真历次东渡，都携带有大量的药材与香料，据《东征传》记载：天宝二载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有“麝香廿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八百馀斤；又有毕、诃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馀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宝七载又拟东行，“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现今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六十种药物，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些药物有的是鉴真带去的，有的是鉴真同时代从中国运去的。 　　据传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可惜早已失传。但在《医心方》里，还能找出三、四个方子来。鉴真逝世後，他的弟子法进在日本继续讲授医药，後来传其术的徒孙有东大寺的惠山、元兴寺的圣一、山田寺的行潜等。通过这些门徒，对日本医药继续发挥积极的影响。 　　隋唐以前，中国医药学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雄略天皇、钦明天皇曾多次向朝鲜聘请医药师，雄略天皇时代应徵去日本的百济医师德来，抵日後定居难波（今大阪），後来子孙世代业医，世称难波药师。西元五六一年，中国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医药书约一六零卷到日本，这是中国医药正式传入日本的开端。隋唐年间，日本政府派遣的使团中，均有医师随行，其中也有专程来中国留学的医药生。据史籍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西元六二三年），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学成後回到日本。由此可见，鉴真东渡以前，中日两国的医药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据惟田浅常《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认药品之知识，从此日本“医药道避”。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新修本草 　　七世纪上半叶，为唐朝建立的初期，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药学专书，是《本草经集注》，由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所编撰，成书时间大约为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 　　陶弘景生活於南北朝对峙的江南地区，这使他在医药上的所见所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本草经集注》记载的药物虽然有七三零种，但北方地区的药物很少，并且还存在著不少错误之处。 　　唐朝建立之後，为了适应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西元六五七年，医药学家苏敬有鉴于此，特向唐朝廷提出了编修一部新的中药学专书的建议。据《唐会要》记载：“显庆二年……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 　　苏敬的建议提出後，没有多久就被采纳了。唐朝廷指定苏敬、许敬宗等二十馀人担任修订中药学的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本来是掌管医药的，也有掌管经籍图书的，这对编撰工作很有利。 　　为了能广泛地收集各地的药物资料，唐朝廷通令全国各郡县，把当地出产的药物，详细记录并描绘图样，送当时京城长安汇编，以便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经过两年，西元六五九年编辑完成了《新修本草》这部药典之後，由唐朝廷向全国颁行流通使用，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它又被称为《唐本草》。 　　由于苏敬等编著者具有革新精神，因此孔志约在《新修本草》的序言写到：“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即是说，即使是以前《神农本草经》中没有记载到的药物，只要有效验的就一定予以收录；纵然是《名医别录》中已经有过记载的药物，若无疗效根据者必予以更正。为此，苏敬等人在编撰《新修本草》过程中，多方征询大众意见，注意采纳民间的用药经验。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普颁天下，营求药物”。 　　为了使药物能更好地具有其特性与疗效，《唐本草》还提出必须注意药物的产地和恰当的采药时间，并且也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对药物性能的影响。因此，这部药典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新修本草》全书五十四卷，包括本草学、药图、图经三部分。其中，本草学是记述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制要点、治疗功效等；药图是根据药物实形态描绘的图样；图经是对药图的文字说明，诚为图文并茂。书内收载的药物，共有八四四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了一百多种。其中如蓖麻子、浦公英等，都是新增加的具有特效的药物，并且还收载了一些外来药物如乳香、木香等多种。 　　此外，《新修本草》还介绍了以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填充剂，用于补牙，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文献记载。 　　《新修本草》颁行流通後，在药物学上的影响甚大，不久流传到国外。西元七三一年，日本国内有田边史手抄的《新修本草》出现，这是日本来中国的留学者把它传到日本的。据十世纪初日本的古律令记载说：“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可见当时它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新修本草》具有相当高的疗效价值，但是，由于编辑者本身以及当时社会风尚所致，书中若干内容未能摆脱古代医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如“炼丹”被列为上品，某些药物被夸大为具有“长生不老”的奇功等。此外，在编撰这部药典时，唐朝廷虽曾向全国广泛征集药物，然而，还是有若干被遗漏了，这些都是本书需要重加验证整理之处。 　　《新修本草》成书于一千三百多年前，其中“药图”与“图经”两部份内容在宋代以後失传了。“本草”这部分的内容，在唐代曾有手抄本藏于敦煌石窟中。 　　但是自西元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後，我国的大批珍贵文物被他国所盗劫。藏于敦煌石窟中的《新修本草》唐代手抄本，也先後被英、法所抢走。 　　现在，上述手抄本的有些残卷片断，分别被收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图书馆中。我国国内现在所看到的《新修本草》，是从流传到日本的手抄本影印来的一部份。